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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全球政治经济背景 | 东南亚合作 | 东亚务实合作 | 中日韩合作 | 两岸关系发展 | 货币改革预方向测 | 政治经济联动 | 中美关系 | 中美互锁 | 中美关系走向 | 南海开发 | 南海开发策略 | 芯片技术 | 高端服务业  |

|《走向质变的中美关系》彭晓光 | 刘鹤: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(2020-03-25)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(1929,2008;2012写,2020年摘)

 

这是一个非常宏大且深刻的问题,涉及全球政治经济的核心矛盾。我们来一步步拆解分析,并结合数据和逻辑进行探讨。

核心问题:在现有全球货币体系、政治经济联动(战争、改革、利益分配)、能源结构现状下,全球经济发展方向如何?是否有数据支持?

一、 现状分析:问题的根源

  1. 全球货币体系(美元本位)与贸易结构性失衡:

    • 机制: 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,导致全球对美元资产(尤其是美国国债)的持续需求。这允许美国长期维持巨额贸易逆差(进口远大于出口),而顺差国(如中国、德国、日本、资源出口国)则积累大量美元储备。这些储备又回流美国金融市场,压低美国利率,助长其借贷和消费。
    • 数据支持:
      • 美国贸易逆差: 长期存在且规模巨大(2023年商品贸易逆差约1万亿美元)。[美国商务部数据]
      • 中国/德国贸易顺差: 中国常年保持巨额贸易顺差(2023年货物贸易顺差8230亿美元)。德国也是长期顺差国。[中国海关总署、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]
      • 全球外汇储备构成: 美元占比虽缓慢下降,但仍占绝对主导(约59%,IMF COFER数据,2023Q4)。欧元(约20%)、日元、英镑、人民币(约2.5%)等占比远低。
    • 失衡本质: 这是全球需求(尤其是美国消费)与全球供给(尤其是东亚制造业、资源国)的结构性错配,并被美元体系所固化。顺差国承担了“储蓄过剩”的角色,逆差国(尤其是美国)承担了“消费过度”的角色。
  2. 政治经济联动:战争、改革、能源、利益分配

    • 战争结果: 重塑地缘格局、资源控制权(如石油)、贸易路线、国际秩序规则。战争消耗巨大资源,影响全球经济格局(如俄乌冲突对能源、粮食、供应链的冲击)。
    • 改革是利益的再分配: 这是核心洞见。任何重大改革(经济结构转型、税制、社会福利、监管)都意味着财富、权力、机会在不同群体、国家间的重新分配。
    • 不同发展阶段的诉求:
      • 曾经发达的想“复古”: 指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内部,面临产业空心化、贫富差距扩大、中产阶级萎缩等问题,部分群体(如产业工人)怀念过去制造业繁荣、社会流动性高的时期,催生了民粹主义、保护主义、逆全球化思潮(如“美国优先”、英国脱欧)。目标: 夺回失去的经济主导权/就业机会,重塑国内社会契约。
      • 正在发达的想“改革”现状: 主要指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。它们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提升,但现有国际规则(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)对其仍有诸多限制(如技术壁垒、市场准入、话语权)。目标: 推动国际治理体系改革(如WTO、IMF),获得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地位和规则制定权,实现更公平的发展环境。
      • 尚未发达的想“维持”现状?: 这里可能需要更精确的表述。许多欠发达国家/地区:
        • 一方面,不满现状:受制于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(如初级产品定价权缺失、债务负担、技术获取困难),发展空间受限。
        • 另一方面,在短期内可能依赖现有体系(如依赖援助、特定资源出口市场),害怕剧烈变革带来更大不确定性。
        • 本质诉求: 更公平的国际贸易条件(如普惠制)、债务减免、技术转移、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支持,即争取对自身更有利的“新规则”,而非简单维持对其不利的现状。
    • 资本无国界: 全球化下,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追逐最高回报,加剧了国家间(税收竞争、监管套利)和国家内部(资本收益 vs 劳动收益)的分配矛盾。这削弱了单一国家调控经济的能力。
  3. 当前能源结构现状:

    • 主导地位: 化石能源(石油、天然气、煤炭)仍是主体,占全球一次能源消费的约80%左右。[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等数据]
    • 转型进行时但缓慢: 可再生能源(风、光)增长迅猛,成本大幅下降,但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仍相对较低(约15-20%,视统计口径)。电气化、储能、电网升级是关键瓶颈。
    • 地缘政治属性强: 化石能源(尤其油气)的生产和运输路线高度集中且与地缘政治热点紧密关联(如中东、俄罗斯)。能源安全是国家核心关切。
    • 气候约束: 实现《巴黎协定》目标(控温1.5/2°C)要求全球在未来几十年内快速、彻底地实现能源转型,淘汰化石燃料。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、强制性的全球性“改革/利益再分配”进程。

二、 在当前现状下,全球经济发展方向的推演与分析

综合以上因素,全球经济发展方向呈现出几个相互交织、充满张力的趋势:

  1. “碎片化” / “区块化” (Fragmentation / Blocization):

    • 驱动力:
      • 地缘政治冲突加剧(俄乌、中美竞争)。
      • 对供应链安全的担忧(疫情、冲突暴露脆弱性)。
      • 不同阵营对国际规则、价值观的诉求差异(民主 vs 威权?)。
      • 资本虽无国界,但国家力量(安全审查、产业政策)在加强引导和限制。
    • 表现:
      • 供应链重组: “友岸外包”、“近岸外包”、“在岸生产”。企业寻求在政治理念相近、地理位置邻近的国家建立更安全、有韧性的供应链。数据:外商直接投资流向更集中于“友岸”国家(如美国对欧洲、墨西哥投资增加;中国在东南亚投资增加)。
      • 技术标准与规则分化: 在数字技术(5G、AI)、绿色标准(碳关税CBAM)、贸易规则等领域,不同阵营可能形成各自的标准体系(如美西方 vs 中国/一带一路国家)。
      • 区域经济集团深化: 区域贸易协定(RCEP、CPTPP、非洲自贸区AfCFTA)的重要性提升,作为全球多边体系(WTO)功能弱化的补充或替代。
    • 数据/证据支持:
      • IMF、世界银行等机构报告频繁警告全球经济“碎片化”风险及其对增长的负面成本(可能损失全球GDP的7%)。
      • 全球贸易增长放缓,低于全球GDP增长(疫情前已显现趋势)。
      • 各国产业政策(芯片法案、通胀削减法案、中国制造2025)激增,带有明显的战略竞争和本土化色彩。
  2. 绿色转型 (Green Transition):

    • 驱动力:
      • 气候变化的紧迫性(极端天气事件频发、经济损失巨大)。
      • 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本下降(风光储)。
      • 能源安全考量(减少对地缘政治敏感地区化石能源的依赖)。
      • 创造新经济增长点和就业机会。
    • 表现:
      • 巨额投资: 全球清洁能源投资持续创纪录(2023年约1.7万亿美元,IEA数据),已超过化石能源投资。
      • 政策推动: 各国设定碳中和目标,出台支持政策(补贴、碳定价、法规)。
      • 产业变革: 电动汽车、可再生能源、储能、氢能等产业快速发展。
    • 挑战与“改革/再分配”属性:
      • 成本高昂: 需要天量投资(数万亿美元/年)。
      • 转型冲击: 传统化石能源产业(工人、社区、国家)面临衰退,需要公正转型方案(利益再分配)。
      • 资源争夺: 关键矿产(锂、钴、镍、稀土)成为新战略资源,可能引发新的地缘竞争。
      • 绿色壁垒: 发达国家利用绿色标准(如CBAM)可能形成新的贸易壁垒(“绿色保护主义”),对发展中国家出口构成挑战(利益再分配冲突)。
    • 数据/证据支持: IEA、IRENA等机构对全球能源投资、装机容量、技术成本的追踪数据;各国NDC(国家自主贡献)目标;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快速提升(2023年全球约18%)。
  3. 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 (Digitalization & AI):

    • 驱动力: 技术突破(算力、算法、大数据)、效率提升需求、创造新业态。
    • 表现:
      • 深度融入各产业(智能制造、智慧城市、数字金融等)。
      • 人工智能应用爆发式增长。
      • 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。
    • 影响与“再分配”挑战:
      • 生产率提升: 潜力巨大,但扩散速度和对GDP的贡献存在不确定性。
      • 劳动力市场颠覆: 可能加剧就业极化(高技能受益,中低技能受冲击),需要大规模技能再培训(利益再分配)。
      • 新的不平等: 数据所有权、算法偏见、数字鸿沟(国家间、国内群体间)可能加剧不平等。
      • 地缘竞争焦点: AI技术领导权成为大国竞争核心领域之一(技术标准、芯片供应链)。
    • 数据/证据支持: 全球ICT投资、AI初创融资额、云服务市场规模等数据持续高速增长;研究机构(麦肯锡、PWC等)对AI经济影响的预测报告;各国国家AI战略文件。
  4. 宏观经济环境:高通胀、高利率、高债务

    • 现状: 后疫情时代叠加地缘冲突(尤其是能源价格冲击),导致全球通胀飙升,主要央行(美联储、欧央行)激进加息以应对。
    • 影响:
      • 抑制需求: 高利率增加企业和个人借贷成本,抑制投资和消费,拖累经济增长(2024年全球增长预期普遍下调)。
      • 债务压力: 政府(尤其疫情期间大幅举债)、企业和新兴市场的债务负担显著加重,金融脆弱性上升。债务危机风险(尤其发展中经济体)增大。
      • 政策空间受限: 高通胀限制了央行通过降息刺激经济的能力,高债务限制了财政扩张空间。
    • 数据/证据支持: 全球主要经济体CPI、核心CPI数据;央行政策利率;全球债务占GDP比率(IIF数据持续创新高);IMF/WB对债务脆弱性国家的评估。

三、 总结:充满挑战的再平衡与转型

结论:

当前的全球政治经济现状,在美元体系失衡、地缘政治紧张、能源结构转型、技术革命冲击以及深刻利益再分配诉求的交织作用下,正推动全球经济向一个更加区块化、更注重韧性与安全、同时加速进行绿色和数字化转型的方向发展。这个过程伴随着高通胀、高利率、高债务的宏观经济挑战,并充满了国家间和国家内部围绕利益再分配的激烈博弈。数据清晰地支持了贸易失衡、能源转型投资、供应链区域化趋势、债务水平攀升、以及通胀压力等关键现象。未来的全球经济发展路径,将取决于各国能否在竞争与合作、效率与安全、增长与公平、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之间找到艰难而脆弱的平衡点。“改革”(即利益的再分配)将是贯穿这一时代的主旋律,其结果将塑造未来数十年的世界格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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