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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；
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；
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；
要坚持依宪治国、依宪执政；
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；
要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；
要坚持依法治国、依法执政、依法行政共同推进，法治国家、法治政府、法治社会一体建设；
要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、严格执法、公正司法、全民守法；
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；
要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；
要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"关键少数"。

人民日报评论员：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——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（2020年11月20日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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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——关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“闹文化”与现代法治精神之间的张力，以及如何实现“情、理、法”的和谐统一。这确实是法治建设的核心挑战之一。

一、 “一哭二闹三上吊”为何在传统社会（可能）有效？

1. 熟人社会与人情网络： 传统社会是典型的“熟人社会”，关系网络紧密。通过公开、激烈、甚至自残式的行为（“闹”），当事人将自己置于道德上的弱势/受害地位：

   • 施加舆论压力： 引发围观和议论，利用乡邻舆论（“情”与“理”）对对方（往往是强势方，如地主、富户、官员）形成巨大的道德压力。
   • 迫使权威介入： 地方官（父母官）或宗族长老作为调解者，首要目标是平息事端、恢复秩序（“息讼”）。面对激烈冲突，他们往往倾向于“和稀泥”式的调解，让强势方做出让步以安抚弱势方，避免更大社会动荡。此时，“法”的严格适用常让位于“情理”的平衡。
   • 利用信息不对称： 在信息闭塞的环境下，通过“闹”可以迅速吸引注意，塑造有利于自己的叙事。

2. 法治不彰与权利保障缺失：

   • 正式法律制度（如衙门诉讼）成本高昂、程序繁琐、结果不确定，且普通民众往往缺乏法律知识和资源。
   • 缺乏有效、公正的权利救济渠道，弱势群体只能诉诸“非常规”手段争取利益或表达不满。

3. “情理法”的位阶： 在传统治理中，“天理”（抽象的最高道德准则）、“人情”（社会普遍认同的情感和道德）常常优先于或等同于甚至超越具体的“国法”。官员判案追求“合情合理”往往比“严格依法”更被社会接受。

二、 现代社会为何“闹”的方式行不通且危害大？

1. 陌生人社会： 现代社会流动性强，人际关系疏离，公共舆论（尤其在线上）复杂多元且易反转，难以形成一致、有效的道德压力。
2. 法治原则确立：
   • 法律至上： 现代社会以法律为最高行为准则和社会治理基础。
   • 程序正义： 强调通过法定程序、依据法律规则解决纠纷，保障各方程序性权利（如知情权、辩护权、上诉权）。任何试图通过“闹”来干扰司法程序或行政决定的行为，都可能构成违法（如扰乱公共秩序、妨害公务）。
   • 权利法定： 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由法律明确规定，不再依赖于“闹”的程度或博取同情。
3. “闹”的危害：
   • 破坏秩序： 扰乱社会公共秩序，浪费公共资源（如警力、医疗资源）。
   • 损害公正： 试图以情绪和压力影响司法和行政的公正性，侵蚀法治根基。
   • 激化矛盾： 往往导致冲突升级，不利于问题的实质性解决。
   • 个人风险： 自残、自杀等极端行为对个人造成不可逆的伤害，且法律后果自负。
   • 社会信任危机： 鼓励“会哭的孩子有奶吃”，破坏规则意识和社会公平感。

三、 现代社会如何考量法与道德（情理）之间的空间？

1. 法律是底线，道德（情理）是更高的追求：
   • 法律是刚性规则： 明确界定权利、义务、责任、禁止性行为和惩罚措施，为行为提供最基础的、可预期的规范，保障社会的基本秩序和安全。违反法律必受制裁。
   • 道德（情理）是柔性引导： 涉及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、善良风俗、人情世故。它引导人们向善，追求更高的行为标准。违反道德通常只受舆论谴责，而非法律强制。法律不可能也不应事无巨细地规范所有道德领域。
2. 法律的制定应吸纳道德精华（情理）：
   • 立法过程应广泛征求民意，反映社会主流的道德共识和公平正义观念（如诚实信用、公序良俗、禁止权利滥用等原则已写入《民法典》）。
   • 法律条文应尽可能清晰、合理，避免明显违背基本人伦和普遍道德认知。
3. 法律的执行（司法与执法）应体现人文关怀（情理）：
   • 司法中的“情理”考量：
     • 自由裁量权： 法律赋予法官/执法人员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，允许其在法律框架内，结合具体案情、当事人的主观状态（动机、过错程度）、社会效果、公序良俗等因素做出更符合“情理”的裁决或处理。例如，在量刑、民事赔偿数额确定、行政处罚幅度等方面。
     • 法律原则的运用： 运用如“公平原则”、“诚实信用原则”、“公序良俗原则”等弹性条款，弥补成文法的不足，使裁判结果更符合社会普遍的公平正义观。
     • 注重调解与和解： 鼓励在诉讼或执法过程中，在法律框架下通过调解、和解解决纠纷，更灵活地兼顾各方“情理”诉求（如家事纠纷、邻里纠纷）。
   • 执法中的温度： 在严格执法的同时，关注当事人的实际困难、行为背景，采取更人性化的执法方式（如对于因生计所迫的轻微违法，可教育为主、处罚为辅）。
4. 法律为道德（情理）的践行提供保障和边界：
   • 法律保护公民依法行使权利、表达诉求（如集会、游行、示威需依法申请），但禁止以侵害他人权益、破坏社会秩序的方式“闹”。
   • 法律禁止严重违背道德的行为（如虐待、遗弃），并为道德倡导（如见义勇为、慈善捐赠）提供激励或保障机制。

四、 如何达到法治最高境界——“情、理、法”融合？

1. 良法善治（立法层面）： 制定出既符合社会发展规律（理）、又体现人文关怀和基本道德（情）、且具备可操作性的法律（法）。法律本身应是“情理法”初步融合的产物。
2. 公正司法与柔性执法（司法与执法层面）：
   • 专业素养与人文素养并重： 法官、检察官、执法人员不仅要精通法律（法），还要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（情），具备运用法律原则进行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的能力（理）。
   •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： 在追求个案法律公正的同时，考虑裁判对社会道德风尚、行为预期的引导作用（理），以及是否能被社会公众在情感上接受（情）。
   • 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兼顾： 严格遵守程序（法），但最终追求结果的实质公平合理（理）和合乎人情（情）。
3. 健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： 发展调解、仲裁、和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（ADR），在法律框架内（法），由专业人士（如调解员）或社区力量（如基层调解组织）介入，更灵活、高效地化解矛盾，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、符合情理的解决方案（情、理）。
4.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与道德水平（社会层面）：
   • 普及法律知识： 让公民知晓法律赋予的权利和规定的义务（法），了解依法维权的途径，摒弃“闹访”、“医闹”等非法方式。
   • 弘扬道德风尚： 倡导诚信、友善、宽容、理性的社会风气（情、理），减少极端行为的社会土壤。
   • 培育规则意识： 引导公民尊重法律规则（法），理解规则背后的道理（理），并在规则框架内表达情感诉求（情）。

结语

现代法治社会绝非冰冷无情的规则机器。其最高境界“情、理、法”的融合，意味着法律本身应蕴含道德精髓（情理），法律的执行应体现人文关怀（情）和理性判断（理），公民则应在遵守法律（法）的前提下，理性（理）、平和（情）地表达诉求和维护权益。

摒弃“一哭二闹三上吊”的旧习，并非否定情感和道德的力量，而是要求我们将其纳入法治的轨道。通过良善的法律、公正的司法、有温度的执法、有效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，以及公民法治素养的提升，我们才能在保障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（法）的同时，实现对人性的尊重（情）和对事理的明辨（理），最终达致“情、理、法”圆融贯通的法治理想状态。这需要立法者、执法者、司法者以及每一位公民的共同努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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